黄力之 | 展现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新概念

Original 黄力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0-05

收录于合集

#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2期 17 个

理论前沿

展现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新概念

文 / 黄力之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所谓“崭新形象”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给人们的感受。这是一个新概念，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入新的境界，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党的历史深入学习领悟，珍惜、维护并发展我们党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马克思主义形象问题发生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类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好形象，可以称为“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即正确的、科学的、能够得到实践验证的、能够得到人民群众认同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与“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苏联模式以及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真假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分析和价值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解放思想，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使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前进，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说服力。

关键词：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 ; 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 ; 苏联模式

作者简介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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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的形象问题：概念内涵及问题的发生

二对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形象问题的分析

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塑造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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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在揭示党的百年奋斗五大历史意义时指出，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概念，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入新的境界，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深入学习领悟，珍惜、维护并发展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

一马克思主义的形象问题：概念内涵及问题的发生

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呢？在一般的意义上，形象即人或事物看上去的形状。使用形象一词，浅层意图是指对象给人的感性感受，即看上去舒适与否；而深层意图则是指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感受。通过互联网检索发现，学界对政治性事物的形象问题研究，大都集中于政党、国家，如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鲜有论及思想体系的形象。有讨论马克思形象的，但未见讨论马克思主义形象的。因此，六中全会《决议》提出“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的确是新概念，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给人们的感受。

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给人的感受，当然要从马克思主义本身说起。所谓马克思主义本身，即这个概念的原始含义，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讨论马克思主义形象问题，主要讨论的是这个思想体系在文本上的一系列问题，既包括比较静态的学科结构、逻辑体系、问题域，也包括动态性的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思想异同，还有他们各自思想历程中的阶段性变化等等，涉及其学术品质的基本评价。在通常情况下，任何一种延续许久并产生了大的影响的思想体系，都不存在学术品质上的负面形象问题—通俗地说，这样的思想体系不可能不是真学问。因此，讨论马克思主义形象问题，一定要进入另一个层面，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延伸，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形态，由于这种实践性形态介入了历史，介入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自然产生了在价值观上给人的感受，这就是形象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划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体系之间的最主要界线—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未自我定位为纯学术，而是追求对历史、对世界的实践性改造，实践是可以而且必须进行价值评价的。尽管这种改造在主观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实践，但是由于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特别是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发生于不同的族群中，这样就使得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都打上了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烙印，形成同一概念（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不同类型。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对不同类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这番形象化的话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类型是确实存在的，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是看上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可以了，而必须对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价值判断。我们需要“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与“死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只能理解为，我们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能够得到人民群众认同的，并最终能够得到实践验证。依此逻辑，当某种“臭的马克思主义”与“死的马克思主义”被克服了时，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才可能出现。应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这个新概念，用以概括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贡献。

二对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形象问题的分析

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展现于世界上的命题进行论证，这不单纯是讨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而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以及在中国的问题，因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历史的、发展的考察，从而确认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这个新概念的。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去世，马克思主义进入后马克思时代。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既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又超出了他们已经创造出来的文本，发生了后来者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进行构建以及历史实践，不同的构建形成不同的流派，也就是不同的类型。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98年英文第三版）被誉为“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述”，这部著作共分五编，实质上就是描述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世界马克思主义不同类型。主要有：

其一，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又区分出托洛茨基、列宁、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其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又区分出卢卡奇、科尔施以及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其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又区分出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学派、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等；其四，中国和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又区分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区分为革命胜利前与后的马克思主义）、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等。

美国学者詹姆逊也有自己的类型划分，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思想反映其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例如，一种符合社会主义集团中革命后的工业国家；另一种，即农民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类型，符合中国和古巴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一种试图从理论上解答由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所提出的独特的问题。”

在中国的政治和学术语境中，这些类型被分为：苏联（含东欧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又分列宁和斯大林两个类别，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立场上有所变化，但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与之前无本质区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程而分成不同类型），欧洲共产主义（指二战后西欧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及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指欧美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这些类型给我们提供了讨论“香的马克思主义”“臭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之形象问题样本。当然，所谓香的、臭的、活的、死的，本身就是形象性的用语，本质在于价值判断，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形象问题涉及某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是好的、正确的或者相反，而这个价值判断的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社会理想。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高度概括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在讲话中还揭示出，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必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着高度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良好形象的价值判断标准。

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概念呢？一般来说，崭新与陈旧相对应而存在。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应该作出辩证理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当然意味着推陈出新是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不能简单地说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类型都是过时的，一切都应该进行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崭新形象”概念与时间有一定关系，但不存在绝对对应关系，这个概念首先着眼于价值判断。

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好坏与否，会从社会舆论中体现出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系统地回答了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世界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本质上就是西方人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形象。他通过这本书，从十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做了辩护，而这十个方面的责难是：

1、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在今天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里，马克思主义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

2、马克思主义意味着饥荒、艰辛、折磨、强制劳动、经济破坏和国家暴政。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的匮乏；同时由于市场被废除，社会主义必然意味着物质的短缺。

3、马克思主义将人看成是历史的工具，从而剥夺了人的自由和个性。马克思的历史观不过是世俗化的天意论或宿命论。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冒犯。

4、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乌托邦之梦。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里，没有反抗、私利、占有、竞争或者不平等。人人平等，毫无贵贱之分。人不再需要工作，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物质财富源源不断。这个天真想法反映了马克思整体政治思想的荒谬与不切实际。

5、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它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战争、道德、历史变迁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简单地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

6、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他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认为意识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

7、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无聊痴迷已经过时。自马克思写作的那个年代以来，社会阶级的图景已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幻想会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8、马克思主义者倡导暴力政治行为。他们拒绝温和渐进式的变革进程，而选择血腥和混乱的革命。一小撮暴动者将揭竿而起，推翻政权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大多数人。

9、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全能型国家。废除私有制之后，社会主义革命者将借由专制权力实施统治，这种专制权力将会终结个人自由。

10、1970年代以来，所有最引人注目的激进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族群政治、动物权益、反全球化以及和平运动，这些政治行动主义的新形态把马克思主义远远抛在身后。

伊格尔顿所列出的十个方面，有的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问题，即马克思的思想是否如此的问题，有的则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实践问题。前者的问题其实可以在文本研究中解决，比如，说“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他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认为意识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这种责难是出于政治偏见提出来的，几近幼稚，仅凭举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便可以驳斥。

当然，十个方面责难的重心并不在此，而在后者，即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这十个方面无非是归纳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有多么坏”的形象：僵化过时，与现代世界的问题脱节；由于不能采纳市场经济机制，生产力不能发展，人民生活贫穷落后；只迷信暴力革命，反对渐进式的社会改革；不能解决社会对民主自由的需求；只相信经济决定论，抹杀人类精神追求等等。

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要按照西方世界的舆论行事，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语境中的异类。问题的关键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价值观来评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在此基础上塑造出与这十个责难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形象，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与西方责难无关，而与世界人民的认同大有关系。

由于十个方面责难的重心在于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那么，讨论马克思主义形象问题的重心一定在于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因为这是二十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马克思主义实践。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已经消逝，讨论其消逝的过程及其原因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讨论的是它曾经有过的马克思主义形象，这个话题可以从一个德国政治人物开始。

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来到中国访问，同为德国人，施泰因迈尔为马克思在中国的地位而震撼，他无法绕开这个话题。因此，他在四川大学演讲时，一方面承认“马克思也一直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呼吁新闻自由、人道的工作条件、人人享有教育、女性享有政治权利、甚至在那时就呼吁：保护环境。他的激情来源于他对被剥夺权利的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同情和理解”。另一方面又说：“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理论，马克思主义并不只存在于书架上或大学研讨课中。我们德国人在谈论马克思时，不可避免地会立即联想到曾经在东德和东欧以马克思主义之名所造成的灾难，联想到40多年铁幕下的沉重年代。那时马克思主义高于一切，个体却毫无价值。”施泰因迈尔的话本质上当然是出自西方价值观，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偏见，不足为据。但是，从现象看，施泰因迈尔的话已经触及苏联斯大林模式的问题，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国家基本上是这个模式，这个模式确实出现过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危害，客观上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形象。可以说，正是这些问题才导致了伊格尔顿所列出的西方舆论对马克思主义十个方面的责难。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中写道，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几个方面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去斯大林化产生了实践和理论上的影响。它导致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这些社会及其运作的现实组织—更别说它们的经济了—需要改革，这是一种在苏共‘二十大’后和20世纪60年代末期让人能够特别感受到的认识。去斯大林化也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冻，允许反思有时甚至鼓励重新提出斯大林时代坚决禁止的问题”。

不是说某种马克思主义实践有问题就必须颠覆推翻之，但有问题有弊端就必须改革，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守的态度。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是一分为二，既肯定这个模式的正确方面，也批评其错误方面。但是，相比于苏共二十大前的单一歌颂和肯定，批评意识明显上升，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之前没有可能去发现其问题、特别是严重问题的存在。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谈到斯大林问题，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主要应从主观认识上找根源。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仍找对象，大批抓人杀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社会已经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斯大林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关于斯大林时期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忽视，邓小平披露过毛泽东对此的批评。1980年8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关于斯大林奠定的苏联模式，邓小平的基本判断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回顾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时，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基本判断，也将列宁与斯大林的阶段予以区分，对列宁阶段予以肯定，而对斯大林阶段有所批评：“苏联模式逐步形成。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

显然，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对斯大林模式的一个共同看法是，这个模式固然有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一个有弊端、有问题的模式，应该予以改革。苏联如何改革是苏联自己的事，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完全抄袭之。换一句话说，斯大林模式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形象。伊格尔顿所列出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有多么坏”的形象，如体制僵化，排斥有效的市场经济机制，生产力发展受阻，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过分迷信暴力，社会法治化水平低，精神生活贫乏等等，在斯大林模式中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些问题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至今所必须直面的，必须引以为戒的。1959年，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的“必须虚心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适合于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这句话之后，加写道：“对其在历史上所犯某些错误，例如斯大林时期所犯的某些政治上、经济上的错误，则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鲍·斯拉文在苏联时期就享有盛名，他在苏联解体以后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但他也直言：“我国实行的斯大林模式，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不文明的’模式，或是带着由此而来的全部消极后果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模式。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长期占优势地位的不是列宁的模式，而是斯大林的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在这个模式中几乎完全消失了，因此，亿万劳动人民不可能不疏远这个模式。如今，那些试图恢复这个模式的人，将会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致命的打击，最终损害社会主义思想的威信。”话虽尖锐，但作为过来人的看法，是不可忽略的。所谓“损害社会主义思想的威信”，就是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历史进程是，当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习近平语）时，不改革便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形象有所改善，有所提升。

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文明史》中认真对待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的文明形象问题。他主要围绕三大问题“涉猎苏联文明史”：“（1）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与俄国革命相遇，而后又怎样指导俄国革命的？（2）抛开那些明显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计划和数据，从人道上讲，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现实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3）在所有这些撞击、强制和变迁之中，苏联文明的现在与未来，能否被人理解？”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摆脱了前所未闻的重重困难，在物质领域行将取得令人惊异的成功。这些成功已在眼前。但是这些新的结构的建立远未完成。它纠缠于种种悲惨的回忆，甚至纠缠于苏联经验在全世界的声誉本身。在它差不多可以自由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之际，它必须考虑它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反响。”布罗代尔说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成长过程中，在最初的紧张对峙随着国家的发展而逐渐有所缓和以后，如何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形象，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明显可见苏联人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努力在1991年宣告失败。2011年，霍布斯鲍姆多少有些伤感地说：“社会主义者看到，苏联的死亡终结了全部的希望：一种不同的和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可能从十月革命的遗产中诞生。”这位学者显然忽略了世界史的巨变已经到来，中国人已经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宣告，一种“不同的和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已经从十月革命的遗产中诞生。

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塑造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

正是施泰因迈尔这个德国人，他在四川大学的演讲中说：“因此，我们德国人也直接见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取得的成就。当时就是你们的四川老乡邓小平凭着胆识和远见带领中国走上了改革之路。他曾经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意思是，即便面临很多批评、即便在艰难的政治处境里也应该勇敢面对并努力去寻找务实的解决办法。从那时起，正是凭借这种务实精神、勤奋和雄心壮志，中国成功地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今天许多中国人享有富裕的生活和良好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教育。”“尽管我曾多次来到中国，但每次重新到访，我的感觉与我的许多同胞仍别无二致。德国人来到中国如果向窗外看去，起初一定是惊叹不已。我们看到，一座座城市如何崛地而起，铁路线如何飞速铺展绵延万里，高速公路和机场如何建到了偏远地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何配备上了最先进的基础设施。我向各位保证：我们德国人怀着深深的敬佩关注着这一切！”他事实上已经进行了两种马克思主义形象的对比，已经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塑造的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的基本内涵。

站在21世纪五分之一处的人们，只要有着基本的良知与尊重事实的判断力，就可以确认中国共产党塑造的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之基本内涵：

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能力兑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逆转。

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建设现代民主国家、法治国家，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任务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全过程的人民民主使中国出现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世界的民主事业作出独特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此，中国反对任何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解决世界面临的难题，特别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核危机问题、生物安全问题、信息化安全问题等；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大局，坚持推进经济全球化，坚持全球共同发展，共同受益。

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努力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引领人类社会进步潮流。相比于过去时代存在过的“臭的马克思主义”与“死的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共产党塑造的马克思主义，确实以崭新形象展现于世界，而且充满强烈的自信感，坚信其对世界的普遍意义。

就在苏联模式消逝的历史废墟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力挽狂澜地延续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而且还可以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使之展现于世界呢？习近平最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失去生命力和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可能以崭新形象展现于世界。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也不时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的形象问题，即“香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党凭借理论创新的勇气，用“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才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

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党在中央苏区遭受严重挫折，革命险些完全倾覆，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才得到拯救。“左”倾教条主义危害如此之深，值得警醒的是，这一错误打的招牌就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所谓“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就是指教条主义者的表面形象，他们几乎字字句句都宗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在清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愤怒斥责道：“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间、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他们却“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左”倾教条主义的误导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将农村相对生活较好的中农列为打击对象，使之产生仇视革命的情绪。据史料所载，在瑞金踏迳区，采取普遍清查的办法，“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有的地方普遍查田，甚至有专门查中农的，说中农中最容易躲藏富农（如会昌的某处），瑞金每个区都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的事情……有三个区发生中农上山”。

对于“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彭德怀亦在其自述中说，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率部在闽西作战，感觉到“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所言之“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就是指“左”倾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只是假的马克思主义，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

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1966年至1976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原因时指出，当时存在“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可以说，这一时期林彪、“四人帮”的“左”倾路线也是“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他们反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反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反对搞四个现代化、热衷于搞“阶级斗争为纲”的行为，都是顶着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的。这种反人民的假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同样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自身带来损害，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名声。

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德国人李德却如此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李德的马克思主义标准就是多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是典型的本本主义！

然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某种“马克思主义”不能使革命取得成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不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能丰富社会的精神财富和精神生活，不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就不能认同这种“马克思主义”。如果是理解有误，那就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标准去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构建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塑造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

针对“左”倾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严重干扰，邓小平在1980年代进行了系统性反思，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还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美国学者沈大伟注意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生了变化，“苏联的意识形态变得停滞不前、死板、枯燥、僵化，与现实相脱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不足以论证当前政策的合理性。必须发明新的思想。这些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这些原理多么贫乏）为基础，但又产生于并尊重本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这个美国人看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工作。

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打造出这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形象，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四个“不是”中，“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都涉及本文直接讨论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类型、历史流派问题，已经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进行马克思主义创新才能催生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

而另外两个“不是”，即“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以及“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则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也就是人类文明类型问题。所谓“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文明形态）有渊源关系，但又不是完全沿袭或者复旧，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个精髓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之物，而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产物；所谓“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指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与国外现代化模式有共同之处，如市场经济机制、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等要素，但又不是对其完全抄袭。习近平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与西方现代化存在这些区别，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为指导的。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意义，即创新人类文明的意义。

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但是，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并未完结，任重而道远。恰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以史为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依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依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出越来越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形象，我们必须珍惜、维护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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